中國史學的“隱逸”書寫

  伯夷、叔齊幾乎不能算是歷史人物,而中國史書自《史記》以來卻給這樣的避世者和失敗者以崇高的歷史地位,且形成一個敘事和精神傳統。

  按:《史記·伯夷列傳》為正史列傳之首,從司馬遷以來,歷代史家對隱逸人物的記述、推崇蘊含著中國史學的精神力量。本文歷數自古以來具有代表性的隱逸之士,從伯夷、叔齊、嚴光、梁鴻到顧亭林、王船山;還評點了歷代史著中與隱逸書寫相關的代表性名篇,從《史記》《漢書》到抗戰時期的《國史大綱》。這兩條線索顯示出,中國史書給避世者和失敗者以極高的歷史地位,從古至今已形成一個敘事和精神傳統,成為表彰匹夫之志的“中國史的詩意”。

  《史記》“列傳”一體的主人公主要是“士”,“士”原本是諸侯封建時代貴族階級的最下層,在春秋戰國的古今之變中,他們乘勢而起,成為歷史舞臺的主角,在一定意義上說,春秋戰國的大變革,就是士人階級興起的歷史。怎樣的“士”能入列傳呢?《太史公自序》定義為 “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于天下者 ”,即能夠把握歷史機遇,開創一番歷史功業的人,即所謂 “歷史人物 ”。然而,七十列傳首篇《伯夷列傳》,卻記述了兩個毫無歷史功業可言的人,這不能不令人感到困惑。《伯夷列傳》敘事簡略而重在議論,章學誠指出,它其實是七十列傳的序論,如同孔子《春秋》意在“表微闡幽”(《章學誠遺書》外編卷三《丙辰札記》)。

  伯夷、叔齊乃孤竹國之王子,讓國而逃,投奔西伯昌即周文王,不幸剛到周國,西伯昌就去世了,武王即位,率兵伐紂。在儒學傳統中,“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可是,正當武王行革命大義之時,伯夷、叔齊居然勒住馬頭,痛斥武王:“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這簡直就是公然反革命!武王革命成功后,“天下宗周”,伯夷、叔齊卻以之為恥,隱于首陽山“義不食周粟”,終至餓死。他們臨死時作了一首《采薇》之詩:“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指出所謂順天應人的湯武革命,首創以血腥暴力推翻政權的歷史先例,開萬惡之源,可惜人們認識不到這一點。《史記》的歷史世界往往如此,并陳兩種價值標準,任其交錯沖突。伯夷、叔齊,在“革命”時代他們是反革命,在崇尚成功的時代,他們是失敗者。在《伯夷列傳》開頭,司馬遷舉出一系列這樣的人物,并尊之為 “古之仁圣賢人”,其中有讓位于西伯昌逃到南方蠻荒之地創立吳國的太伯。七十列傳以伯夷起首,而三十世家則以吳太伯開頭:“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為歷史弄潮兒樹碑立傳的司馬遷,他的心卻偏向失敗者。

  子曾說:伯夷、叔齊“求仁得仁,又何怨乎?”而司馬遷卻根據《采薇》之詩認定伯夷、叔齊大怨特怨,然后,就把久久積壓在心中的天大的怨氣一股腦兒地抒發出來: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后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

  司馬遷的生平與漢武帝時代相始終,他在這個時代書寫著春秋戰國的歷史巨變、秦漢之際的天翻地覆,又親歷了漢武帝時代的大變局,他的人生悲劇就發生在這個劇變的時代。跟所有身處歷史大變動中的人們一樣,他看到和感受到的歷史是不合理的,是沒有正義可言的,善惡不得其報才是歷史的鐵律,“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真是大哉天問!接著,司馬遷話鋒一轉說,在這無常甚至反常的歷史現實之中,我們必須不顧“舉世混濁”而堅持君子之行,這又是為什么呢?那是因為有孔子那樣的人,他在書寫歷史。歷史是不合道義的,不以實現正義為目的,但歷史是人寫下來的,人可以讓正義在歷史的書寫中實現,正是像夫子這樣的歷史書寫者,使伯夷、叔齊、顏淵其名屹立于歷史之中,從而賦予歷史以道義。身為“歷史學之父”的司馬遷在告訴我們,人記憶和書寫自己的歷史,其意義恰恰是對歷史本身的糾正和抗議。里爾克詩云:“偉大的作品與生活之間,總存在某種古老的敵意。”偉大的人生與歷史之間,歷史書寫與歷史之間,亦復如是。

  司馬遷一再表示要像孔子那樣“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韓愈當過唐朝的史官,他說得更加精彩凝練:“誅奸諛于既死,發潛德之幽光。”(《韓昌黎全集》卷十六《答崔立之書》)這不是一般懲惡揚善的意思,而是說,作為歷史的書寫者,你要能重新發現、糾正、規定歷史中的價值秩序。如伯夷、叔齊、顏淵,并無彰明較著的歷史功業,不過是“巖穴之士”,而歷史學家卻獨能發現他們的生命散發在歷史中的幽光,在既龐雜又殘缺的歷史遺存之中發掘他們的隱微之跡。《伯夷列傳》開創了歷代紀傳體正史立“隱逸傳”的傳統,這是中國史學一個重要的精神傳統。錢穆提醒我們,就是要在這種地方,好好下一番琢磨體會的功夫,他說:“此乃中國之史心,亦即中國文化傳統精義所在。諸位只有精讀中國史,深研中國歷史人物,始能對此有了悟。”(《中國歷史研究法》)

  在“二十四史”中,范曄《后漢書》首立《逸民傳》。《隋書·經籍志》史部“雜傳”類收錄有大量隱逸人物的傳記,這表明魏晉六朝隱逸之風頗盛,成書于南朝宋的《后漢書》首立“隱逸傳”正是基于這一時代背景。魏晉六朝是一個門閥士族社會,佛教興盛,玄風大暢,這使士族知識分子的精神和思想世界發生了一種具有重要意義的變化,他們發現并提倡,個體不必依靠外在現實社會的承認(如爵祿、功業)而獲得自我意識,回到自身的內心的精神生活,就可以獲得自足和自由,如仲長統《樂志論》所說:“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后漢書》卷四九《仲長統傳》)《隋書·隱逸傳》說得更好:“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那種在精神上獲得自由解放的人生境界,魏晉六朝隱逸傳統的人格典范,除竹林七賢外,當屬陶淵明了,當我們誦讀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誰不飄飄然有凌云之氣!但是,這個時代的隱逸之風有其庸俗化的一面。倡行隱逸的是門閥士族知識分子,他們都是含著金鑰匙出生的人,仲長統所說“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的精神氣概,是有物質條件的:“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場圃筑前,果園樹后。”(《后漢書》卷四九《仲長統傳》)他們一方面向慕精神上的自由解放,一方面不舍世間的富貴權勢,于是,發展出一種雖與世浮沉卻寄懷玄遠的隱逸態度,對此,郭象說得很妙:“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游于世俗,而泯然無跡。豈必使汝驚哉!”(郭象注:《莊子·天地》)這種外儒內道或者說儒道互補的人格狀態是相當虛偽和虛無的。

  而寫于這個時代的《后漢書·逸民傳》卻似乎是在專門反對這種庸俗化的隱逸風氣。《后漢書·逸民傳》與《獨行傳》之間有著相互呼應的關系,是要并列而讀的。范曄在《獨行傳》序論中引孔子所說“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接著指出,獨行之士是狂者,隱逸之士是狷者,獨行之士“有所必為”,隱逸之士“有所不為”,獨行之士勇于“進取”,隱逸之士“有所不取”,但是,那以一人之力與整個現實對決的精神氣概是一樣的,“雖千萬人吾往矣 ”的大獨和大勇是一樣的,只是因為性情所近,形勢不同,各自做出不同選擇罷了。如伯夷、叔齊,那只身阻擋歷史潮流的螳臂當車的剛勇,那不惜餓死以棄絕整個世界的孤絕,難道不是殉國死節的義烈之士同樣具有的嗎?

  《后漢書·逸民傳》刻畫了兩個光耀古今的人物,嚴光和梁鴻。梁鴻出身不可謂不貴,其父梁讓被封為修遠伯,他在西漢末年受業太學,學成之后,世道已經大亂,他開始了隱逸生活,給人放豬、做傭工,娶了富家女孟光,卻與之偕隱山中,耕織為生,又轉徙吳中受雇富家,居于蓬屋,與孟光舉案齊眉,比之窮居陋巷的顏淵、原憲更加艱苦卓絕,正是范曄所謂“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長期生活于社會底層,使他寫出了真正具有勞動人民立場和感情的《五噫歌》。死后,朋友們把他葬在春秋時代有名的刺客要離的墓旁,大家都說:“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隱逸的清高與義士的剛烈是一貫相通的,這正是《后漢書·逸民傳》與《獨行傳》相呼應的結構關系所要表彰的隱逸精神。“獨行”之大者就是結黨對抗宦官集團的黨錮君子,在《陳蕃傳》中,范曄論曰,當朝政日趨昏亂,像陳蕃這樣出身高門位至顯宦的人,完全可以選擇“離俗”“遁世”,既能過著悠然自適的生活,又能保證自身的高潔,但是,他卻以獨行赴淵的勇毅決絕投身于救世的事業:“以遁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后漢書》卷五六《陳蕃王允列傳》)這段話與《逸民傳》也有一種呼應關系,只有飽含烈士精神的隱逸才是真隱,而隱逸的烈士精神同樣可以用之于經世濟民的事業。《后漢書》的《逸民傳》是反隱逸的隱逸書寫,是對坐享其成、明哲保身、自命清高之隱逸時尚的尖銳批評。

  宋代之后,中國史書的隱逸書寫又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其時,門閥士族階級退出歷史舞臺,出身庶族、靠科舉晉身的士人階級成為整個社會的領袖,這個社會比之魏晉六朝更加平民化,但在平鋪散漫的社會之上,專制主義皇權更加強化,通過科舉獲得政治經濟文化權力的士人階級所面臨“士賤君肆”之處境,比之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加嚴峻。這些讀書人,在社會上經濟上并無深厚根基,主要憑借天子爵祿獲得一切,卻要胸懷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 ”的抱負,對于他們來說,隱逸又意味著什么?范仲淹的《岳陽樓記》是新興科舉士大夫階級人格理想的寫照:“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乎!”這是多么嚴肅多么沉重的淑世精神!然而,范仲淹的精神世界還有另外一面,他在仁宗明道二年外放睦州,遂興建嚴子陵祠堂,寫下了與《岳陽樓記》齊名的《嚴先生祠堂記》。這位嚴先生就是《后漢書·逸民傳》的另一個主角嚴光,他是漢光武帝劉秀的少時同學,劉秀當了皇帝后聘之入朝,他與帝共臥,足加帝腹,引起天象大變,最終歸隱富春江畔。《嚴先生祠堂記》嘆曰:“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一方面是充滿宗教情懷的沉重而嚴肅的淑世精神,另一方面則是以一介布衣而不為萬乘所屈的蓋世之氣人格尊嚴,這兩種精神相反相成,構成一個士君子完整的精神世界。

  歐陽修《新五代史》是新興科舉士大夫階級發起的新儒學運動的路標性文獻,其中《一行傳》其實就是“隱逸傳”,但改“隱逸”為“一行”,表明了宋以后士大夫知識分子的隱逸精神、中國史學的隱逸書寫都發生了相當重要的變化。《新五代史》的《一行傳》與《馮道傳》相互呼應,寄托著歐陽修的微言大義。馮道歷仕梁唐晉漢周五朝十帝,位至宰相三公,是五代士大夫的領袖人物,直至宋初,士大夫們皆尊奉他為人生榜樣,把他與孔子相提并論。《新五代史·馮道傳》敘事跟《舊五代史》相比并無太大差別,馮道為人自律甚嚴,他在后梁軍隊做書記官,把擄掠來的婦女安置于別處,戰爭結束后,又自出財物送她們返鄉;他用淺顯的語言教育軍旅出身的沙陀族人唐明宗要仁政愛民,使之成為五代著名的賢君;契丹大軍滅亡后晉之時,他率領群臣迎降,以詼諧的語言,巧妙勸諫耶律德光不要對漢民肆行殺戮,人們都說契丹之所以沒有對中原施行“三光”政策,全是因為馮道會說話。在軍閥當政戰亂頻仍的五代,一個不過充任秘書、幕僚的讀書人用靈活的手腕得以善終又功濟生民,實在是太了不起了,當我們懷著這樣的心情讀至文末,卻見歐陽修筆鋒陡轉:“當是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于倒懸,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勛官爵以為榮。自謂‘孝于家,忠于國家,為子為弟為人臣為師長為夫為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安于當代,老而自樂,何樂如之?’蓋其自述如此。”馮道之長樂與天下之亂生民之苦,適成鮮明對比,卻沒有一點點愧怍之情,這就不能不讓我們為自己對馮道的認可敬服感到羞愧!歐陽修同時的富弼、蘇轍、王安石都曾推崇馮道,但在《新五代史》之后,再難看到一個讀書人公然為馮道辯護了。

  歐陽修在《一行傳》序論中痛斥當五代之時,袞袞諸公皆馮道之流,真正的忠臣義士只能窮居陋巷,委身草莽而泯滅無聞。身為歷史學家,歐陽修克服“亂世崩離,文字殘缺”的困難,索隱鉤沉,終于找到五位堪比古人的君子。歐陽修重點表彰的,并不是他們對昏亂政治的逃避,而是他們當此之時,居窮鄉僻壤卻以德行自礪,使天下之人聞風而起。這五位君子,與其說是隱逸世外,不如說是沉淪下層,他們的事業就是在反常無理的歷史形勢下、在艱苦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為合理之事做合理之人。宋明的儒者史家賦予這樣的人以非常重要的政治文化意義,稱他們是“天地元氣所鐘”,在黑暗的時代為歷史轉向光明蘊蓄力量,發揮著“默運乾坤”之力。王夫之說,在漢末亂世真正掌握歷史命脈的人,甚至不是諸葛亮,而是那位與華歆割席的管寧,而管寧之隱的價值,并非他的潔身自好,而是他遠居遼東卻講習不輟,接見學者,這是使“道”存之在我,從而存之于人心風俗,這是“潛而有龍德”(《讀通鑒論》卷九)。章太炎曾告訴那些不太理解中國文化的日本知識分子說:“漢土自嬴政以來,藩侯絕跡,階級既平,民俗亦因之大異,所以為國民作潛勢力者,不在朝市,不在庠序,而在蓬艾之間,故陋巷亡而王跡熄。”(《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答夢庵》)在草莽陋巷,在過著平凡生活的普通人民中間,在艱難度日的社會底層,如果沒有了伯夷、叔齊、嚴光、梁鴻其人,歷史就沒有光明前途可言了,中國文化也就算完了。

  明末清初諸大儒堪稱這種隱逸君子的人格典范,他們生活在“天崩地解”的時代,但卻對歷史前途葆有堅定的宗教性的信心,對自己所做的“默運乾坤”的學術教育事業葆有堅定的宗教性的信心,他們旺盛蓬勃的生命力和創造力不可能與這一信心沒有關系。《國史大綱》里有這樣一段話:

  明末遺民,含荼茹蘗,赍恨沒世,堅貞之志節,篤實之學風,隱然支配風氣。刻苦、堅貞、強毅、篤實、博綜,遂為晚明諸遺老治學為人共有之風氣。諸老大抵皆少歷艱苦,晚臻耋壽。如夏峰年九十二,梨州八十六,二曲七十九,船山七十四,亭林、習齋皆七十。此皆民族之元氣,巋然獨存于兇喪耗散之余。彼輩莫不有體有用,形成多方面圓滿完整之人生。其為人立身與成學著書,皆卓然有以起后世之敬慕。

  我們不妨把這一段話看作錢穆的夫子自道,是他在抗日戰爭的艱苦歲月中自勉自勵,身為中國讀書人,即使在極無望、極敗壞的時代里,也能創造出歷史上一段極充實而光輝的歲月。

  二○一七年,我客座上海師大,在尚曉嵐的力薦下講授《史記》,本文便是脫胎于第一講。其時,曉嵐還在修訂劇本《中書令司馬遷》,她聽了講座錄音后立即告訴我很受感動。伯夷、叔齊幾乎不能算是歷史人物,而中國史書自《史記》以來卻給這樣的避世者和失敗者以崇高的歷史地位,且形成一個敘事和精神傳統,這些隱逸之士因其不沾染不介入,而益顯其志之皎潔;因其不成功不得志,而益顯其志之精誠。匹夫不可奪志。錢穆說:寫下來的“中國史像似一首詩,但詩中有志,看似柔軟無力,卻已表現出無限力量”(《中國歷史研究法》)。我知道,正是這表彰匹夫之志的中國史的“詩意”,與曉嵐的精神底色相通,使得她感動。